2020年 中国迈向工业强国要过“槛”
2012-10-09 11:12 分类：国内资讯 来源：水工业网
中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幼稚期进入成年期，中国工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的内容，也有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
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看来，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
中国前30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区、产业发展，这个办法在工业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利于产业普遍地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新形势。如果各个产业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升级，战略选择上中国要逐渐构建有利于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的环境，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
他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会在工业强国的路上迈上一大步，将有更多的产业可能登上产业制高点，同时，工业能够保证国家领土、领海安全以及全球利益。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21世纪》：目前我国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有何特点？
金碚：中国每个地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是工业化的中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传统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还有发展的潜在空间。工业化中期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等。再加上中国装备制造业目前还比较落后，这都会导致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重工业还是比轻工业发展要快。
第二，很多产业的产能很大，特别是中低端产业环节，表现为产能过剩。
第三，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
第四，成本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特别像土地、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等。
《21世纪》：伴随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叠加而来，未来中国工业在劳动力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产业结构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金碚：劳动力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学术界怎么争议，但中国仍然劳动力丰富，并不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还是要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但是劳动力的优势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劳动力的优势主要是在低端的或者叫非熟练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需要素质比较高的劳动者。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的运用，都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所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把他叫做高素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和原来的传统密集型产业不太一样，但是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这一点仍然相同。
《21世纪》：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金碚：约束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也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资源环境、要素成本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现在上涨比较快，有多种原因导致，比如说农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保障等条件的改善，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这都导致了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完全依靠低端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内部。
外部需求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国际条件所决定的。工业发展要升级，比如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其市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补贴，所以当国外特别是欧洲国家财政状况不好，对新能源产业补贴的减少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特别明显的就是光伏太阳能。
还有就是体制环境，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约束，这个体制机制目前不适应于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是追求扩张的体制，对工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配套，工业领域改革相对较快，其他领域改革滞后。
比如说社会保障、资源管理规则、税收制度、垄断行业管制都滞后于工业改革，导致一系列体制机制不适合工业区域。
再就是观念误区，30多年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导致工业化快速扩张，我称之为“平推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找到一种发展空间，投资扩张，然后追求规模，导致社会普遍心理就是缺乏耐心，什么事情3、5年一定要成效，以为技术创新只要重视只要补贴就能够成功。
其实不是这样，工业的转型升级到了中期以后就非常艰难，需要有耐心，需要培养产业往上走，我称之为“立体式”的工业化，但是中国的观念都是最大最快，这种心态不利于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
“立体式”工业化是长期过程
《21世纪》：这种向上走的“立体式”工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金碚：就是每一个企业不断地把产品做到精致、高端，在某个领域坚持往制高点走，而不是产品赚钱了规模最大了就可以。
中国现在大多数产业的制高点都不在中国，不管是高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比如纺织服装、日用品，这些行业中国最大没有问题，但是产品做不过外国人，真正产业的顶端还是留在欧美日，但是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往上走的心态，只要市场占有率高，赚了钱以后就可以把知名品牌买过来，这种就是“平推式”心态，市场本来已经有的东西你还去扩张。
“立体式”的工业就是，做你没有的东西，然后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往上爬，这种心态在中国企业、地方政府普遍没有。
很多地方将产业升级，要搞创意产业、文化产业，这些东西好是好，但是你的方式仍然是“平推式”的，给你一块地然后给补贴，好像就行了，最后浪费土地，浪费国家补贴。
《21世纪》：我国的工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未来十年可以在哪些领域追赶？
金碚：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国外最好的产业，国外各个产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和中国最好的产品来进行比较，虽然成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初步判断差距非常大，不是说两三年可以改善，10年、8年能不能赶上还是个问题。
未来10年，我们一些产业的制高点能不能接近发达国家，实际上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要素禀赋；第二是科学技术；第三就是工业文明。
这三个因素第一个方面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技术产业有很大差距，工业文明差距就更大了。工业化的初期、中期从一定程度来讲，全世界各个国家差不多，这个不用担心，但是走到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看其他的国家，再没有共同的道路，美国是美国，德国是德国，意大利是意大利，西班牙是西班牙，希腊是希腊，都是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走上不同的路？因为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共同的规律，就是取决于你的工业文明，这个因素越来越长远地具有决定性，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是自然而然的。
《21世纪》：以现在中国工业文明的状态，中国未来工业化中后期会走向什么方向？
金碚：中后期我们在规模上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技术的水平会有提高，但是能不能够占据各个产业的制高点，在这个产业里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力，具有最高的附加价值，最核心的技术，中国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有些产业可能在制高点上，因为中国是一个市场巨大的国家，面对这个市场可以有一些特殊满足这个市场的工业技术，比如说超高压输电，德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人需要，从北方把电输到南方，长距离输电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才有。高铁在很多国家很难实现经济性，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但在中国高铁就有优势。
具有特殊工业需求的产业，中国可能会占据世界高端，因为别人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工业品制造中国肯定是第一大国，品质也不错，但是你是做不过瑞士，工业品做到高端之后和艺术是相关的，为什么瑞士手表赚这么多钱？它有工业设计、有艺术、有文化积淀，这个东西不是三五年就成的，同样，中国做箱包肯定世界第一，但是最好的包不在中国。
从要素优势来看，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会促进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但是在产业的尖端上我们应该有长期的努力，如果想短期内能够成功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中国向高端制造业转移需要创新的环境
《21世纪》：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随着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也出现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目前来看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金碚：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会对中国制造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会对中国产生压力，特别是跨国公司所谓的回归，不是干脆地退出，而是跨国产业链重新布局，把哪段在中国，哪段在美国。
美国也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美国企业回流，但这个东西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全球化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布局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
中国本身是个市场，不可能东南亚生产进口到中国，但是比如纺织业，可能把加工成本低的环节放到越南，这是可能的，但是整个产业链不可能在中国完全缺席，一定是这样一个布局。
刚才讲到，将来的优势是把过去低素质的劳动力丰富优势，转移到仍然靠较高素质劳动力上，中国应该在产业链的中高端找到有优势的环节。
如果讲到真正的产业竞争，还有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中国现在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是不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吸引高端的劳动者？
《21世纪》：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移，中国有哪些战略可以选择？
金碚：我们到了工业化中期以后会出现一系列竞争上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竞争力源泉的改变。
2020年，中国迈向工业强国要过“槛”
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移，有个“槛”一定要过，什么“槛”？就是前30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区、产业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各个产业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低端向高端升级战略上或者政策上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这个根本性的改变还没有真正地到来，现在我们的思路还是给优惠政策，减税、补贴。这个办法在工业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并不利于产业普遍地从低端向高端走，不利于企业形成往上升级的心态，而让企业把主要的心思用在争取优惠政策上。
企业家的精力有限，中国的企业家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在争取优惠政策上，因为产业环境就是这样，国外没有优惠政策，企业只有认认真真去搞技术创新往上走，所以政策是一个关键点，中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前瞻性来实现转换。长期以来这种政策导向已经给企业家形成了心理障碍。
这是个转轨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说它错了也有它存在的理由，要不然中国也不会发展这么快，但那个东西有利有弊，我们取得成就同时付出了大的代价。
对这种转变要加以重视，慢慢地经济会走到这一步，战略选择上我们要逐渐构建有利于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的环境，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
《21世纪》：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金碚：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从性质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工业革命是个客观规律，现在西方国家已经这样走，中国以后一定也会这么走，这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思维逻辑。第二种，工业革命在西方更多是一种主张，比如结合现在的情况，政府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实现什么样的技术构架，如何建设能源基础设施，然后政策应该怎样安排，企业应该怎样做。
这个主张怎么实现？美国人很现实，所以不太急，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依靠企业自己来。欧洲比较偏社会主义倾向，政府拿钱补贴搞太阳能，让所有的房子变成发电厂，现在欧洲财政紧张，所以他们主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实际上在减缓，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
所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种主张，也是种构建，我们中国要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能源的转换，化石能源还能用多久？这个没有共识，有人说很快，有人说早着呢，但是共同的问题是，我们要寻找新能源。
第二个是电子通讯信息技术，信息化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点认识也是共同的。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首先中国要立足于现在，又要有前瞻性，不能看到未来就不顾现实，也不能看现实不看未来。
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世界目前仍然处于化石能源的时代，尽管谁都认为这个时代会过时，但是毕竟还没有过，所以中国还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各个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哪怕是基于化石能源变成的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前瞻性发展新能源，这是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
其次是要深刻地认识到信息化对中国工业，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深的影响。这点很重要，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生产技术、营销方面，它会对你的社会、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信息社会，工业技术、企业决策，甚至政治越来越公开，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
最后就是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中国缺乏创新。
2020迈向工业强国
《21世纪》：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比开始逐步扩大，工业萎缩，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工业与服务业格局的这种变化？
金碚：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必然规律，但是服务业和工业不一样，服务业增长提高依靠两个因素，第一是供应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和产品。另外一个是服务业很多领域的价格在上涨，工业的特点是产品价格在下降，所以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由两个因素决定。
实际上还有转移因素，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服务业，比如仓储、物流等等过去都是算工业的，现在从工业中转移出来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服务业是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还是工业，因为工业化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统计上讲是以不变价格来算，用不变价格来计算的话肯定工业的增长是最快的，高于GDP。
高于GDP为什么比重会下降？因为计算比重的时候用现金价格来算而不是用不变价格来算，所以经济增长工业还是首要因素，服务业也会有，但是不会超过工业。
服务业比重不断扩大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一定下降，比如上海和北京，服务业比重提高，但是经济增速下降。服务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行业，金融和房地产。
《21世纪》：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将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什么？
金碚：中国的工业会在工业强国的路上迈上一大步。
什么叫工业强国？两个标准，第一个你的工业能够占据产业制高点，可以预见，到2020年我们会有更多的产业有可能登上产业的制高点，现在很少。
第二个工业强国的特点是，工业能够支持解决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你是靠买别人的东西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自己能够生产出产品。
中国现在的工业还做不到，很多重大经济问题，比如说国土整治，水利及水问题，靠中国自己的技术还做不到。从国家安全角度，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现在再加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我们的海军工业有力量能够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吗？
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我们的企业遍布全世界，我们的工业能够像美国那样保证中国在全球的利益吗？你能够保证你的航道不被别人占吗？现在美国人在中东等地还参与管理，如果美国在2020年前能源能够自给并实现净出口，中东对美国来讲不那么重要了，一旦这些地区发生动乱，中国能做什么？以现在的工业发展水平，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一个工业强国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重要领域占据制高点；第二，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工业有能力支撑保证，这才是强国
。
从幼稚期进入成年期，中国工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的内容，也有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
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看来，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
中国前30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区、产业发展，这个办法在工业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利于产业普遍地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新形势。如果各个产业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升级，战略选择上中国要逐渐构建有利于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的环境，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
他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会在工业强国的路上迈上一大步，将有更多的产业可能登上产业制高点，同时，工业能够保证国家领土、领海安全以及全球利益。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21世纪》：目前我国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有何特点？
金碚：中国每个地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是工业化的中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传统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还有发展的潜在空间。工业化中期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等。再加上中国装备制造业目前还比较落后，这都会导致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重工业还是比轻工业发展要快。
第二，很多产业的产能很大，特别是中低端产业环节，表现为产能过剩。
第三，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
第四，成本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特别像土地、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等。
《21世纪》：伴随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叠加而来，未来中国工业在劳动力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产业结构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金碚：劳动力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学术界怎么争议，但中国仍然劳动力丰富，并不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国还是要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但是劳动力的优势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劳动力的优势主要是在低端的或者叫非熟练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需要素质比较高的劳动者。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的运用，都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所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把他叫做高素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和原来的传统密集型产业不太一样，但是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这一点仍然相同。
《21世纪》：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金碚：约束我国工业发展的因素也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资源环境、要素成本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现在上涨比较快，有多种原因导致，比如说农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保障等条件的改善，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这都导致了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完全依靠低端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内部。
外部需求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国际条件所决定的。工业发展要升级，比如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其市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补贴，所以当国外特别是欧洲国家财政状况不好，对新能源产业补贴的减少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特别明显的就是光伏太阳能。
还有就是体制环境，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工业发展最大的约束，这个体制机制目前不适应于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是追求扩张的体制，对工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配套，工业领域改革相对较快，其他领域改革滞后。
比如说社会保障、资源管理规则、税收制度、垄断行业管制都滞后于工业改革，导致一系列体制机制不适合工业区域。
再就是观念误区，30多年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导致工业化快速扩张，我称之为“平推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找到一种发展空间，投资扩张，然后追求规模，导致社会普遍心理就是缺乏耐心，什么事情3、5年一定要成效，以为技术创新只要重视只要补贴就能够成功。
其实不是这样，工业的转型升级到了中期以后就非常艰难，需要有耐心，需要培养产业往上走，我称之为“立体式”的工业化，但是中国的观念都是最大最快，这种心态不利于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
“立体式”工业化是长期过程
《21世纪》：这种向上走的“立体式”工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金碚：就是每一个企业不断地把产品做到精致、高端，在某个领域坚持往制高点走，而不是产品赚钱了规模最大了就可以。
中国现在大多数产业的制高点都不在中国，不管是高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比如纺织服装、日用品，这些行业中国最大没有问题，但是产品做不过外国人，真正产业的顶端还是留在欧美日，但是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往上走的心态，只要市场占有率高，赚了钱以后就可以把知名品牌买过来，这种就是“平推式”心态，市场本来已经有的东西你还去扩张。
“立体式”的工业就是，做你没有的东西，然后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往上爬，这种心态在中国企业、地方政府普遍没有。
很多地方将产业升级，要搞创意产业、文化产业，这些东西好是好，但是你的方式仍然是“平推式”的，给你一块地然后给补贴，好像就行了，最后浪费土地，浪费国家补贴。
《21世纪》：我国的工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未来十年可以在哪些领域追赶？
金碚：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国外最好的产业，国外各个产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和中国最好的产品来进行比较，虽然成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初步判断差距非常大，不是说两三年可以改善，10年、8年能不能赶上还是个问题。
未来10年，我们一些产业的制高点能不能接近发达国家，实际上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要素禀赋；第二是科学技术；第三就是工业文明。
这三个因素第一个方面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技术产业有很大差距，工业文明差距就更大了。工业化的初期、中期从一定程度来讲，全世界各个国家差不多，这个不用担心，但是走到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看其他的国家，再没有共同的道路，美国是美国，德国是德国，意大利是意大利，西班牙是西班牙，希腊是希腊，都是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走上不同的路？因为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共同的规律，就是取决于你的工业文明，这个因素越来越长远地具有决定性，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是自然而然的。
《21世纪》：以现在中国工业文明的状态，中国未来工业化中后期会走向什么方向？
金碚：中后期我们在规模上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技术的水平会有提高，但是能不能够占据各个产业的制高点，在这个产业里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力，具有最高的附加价值，最核心的技术，中国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有些产业可能在制高点上，因为中国是一个市场巨大的国家，面对这个市场可以有一些特殊满足这个市场的工业技术，比如说超高压输电，德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人需要，从北方把电输到南方，长距离输电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才有。高铁在很多国家很难实现经济性，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但在中国高铁就有优势。
具有特殊工业需求的产业，中国可能会占据世界高端，因为别人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工业品制造中国肯定是第一大国，品质也不错，但是你是做不过瑞士，工业品做到高端之后和艺术是相关的，为什么瑞士手表赚这么多钱？它有工业设计、有艺术、有文化积淀，这个东西不是三五年就成的，同样，中国做箱包肯定世界第一，但是最好的包不在中国。
从要素优势来看，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会促进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但是在产业的尖端上我们应该有长期的努力，如果想短期内能够成功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中国向高端制造业转移需要创新的环境
《21世纪》：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随着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也出现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目前来看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金碚：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会对中国制造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会对中国产生压力，特别是跨国公司所谓的回归，不是干脆地退出，而是跨国产业链重新布局，把哪段在中国，哪段在美国。
美国也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美国企业回流，但这个东西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全球化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布局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
中国本身是个市场，不可能东南亚生产进口到中国，但是比如纺织业，可能把加工成本低的环节放到越南，这是可能的，但是整个产业链不可能在中国完全缺席，一定是这样一个布局。
刚才讲到，将来的优势是把过去低素质的劳动力丰富优势，转移到仍然靠较高素质劳动力上，中国应该在产业链的中高端找到有优势的环节。
如果讲到真正的产业竞争，还有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中国现在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是不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吸引高端的劳动者？
《21世纪》：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移，中国有哪些战略可以选择？
金碚：我们到了工业化中期以后会出现一系列竞争上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竞争力源泉的改变。
2020年，中国迈向工业强国要过“槛”
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移，有个“槛”一定要过，什么“槛”？就是前30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区、产业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各个产业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低端向高端升级战略上或者政策上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这个根本性的改变还没有真正地到来，现在我们的思路还是给优惠政策，减税、补贴。这个办法在工业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并不利于产业普遍地从低端向高端走，不利于企业形成往上升级的心态，而让企业把主要的心思用在争取优惠政策上。
企业家的精力有限，中国的企业家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在争取优惠政策上，因为产业环境就是这样，国外没有优惠政策，企业只有认认真真去搞技术创新往上走，所以政策是一个关键点，中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前瞻性来实现转换。长期以来这种政策导向已经给企业家形成了心理障碍。
这是个转轨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说它错了也有它存在的理由，要不然中国也不会发展这么快，但那个东西有利有弊，我们取得成就同时付出了大的代价。
对这种转变要加以重视，慢慢地经济会走到这一步，战略选择上我们要逐渐构建有利于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的环境，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
《21世纪》：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金碚：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从性质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工业革命是个客观规律，现在西方国家已经这样走，中国以后一定也会这么走，这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思维逻辑。第二种，工业革命在西方更多是一种主张，比如结合现在的情况，政府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实现什么样的技术构架，如何建设能源基础设施，然后政策应该怎样安排，企业应该怎样做。
这个主张怎么实现？美国人很现实，所以不太急，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依靠企业自己来。欧洲比较偏社会主义倾向，政府拿钱补贴搞太阳能，让所有的房子变成发电厂，现在欧洲财政紧张，所以他们主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实际上在减缓，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
所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种主张，也是种构建，我们中国要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能源的转换，化石能源还能用多久？这个没有共识，有人说很快，有人说早着呢，但是共同的问题是，我们要寻找新能源。
第二个是电子通讯信息技术，信息化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点认识也是共同的。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首先中国要立足于现在，又要有前瞻性，不能看到未来就不顾现实，也不能看现实不看未来。
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世界目前仍然处于化石能源的时代，尽管谁都认为这个时代会过时，但是毕竟还没有过，所以中国还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各个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哪怕是基于化石能源变成的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前瞻性发展新能源，这是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
其次是要深刻地认识到信息化对中国工业，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深的影响。这点很重要，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生产技术、营销方面，它会对你的社会、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信息社会，工业技术、企业决策，甚至政治越来越公开，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
最后就是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中国缺乏创新。
2020迈向工业强国
《21世纪》：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比开始逐步扩大，工业萎缩，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工业与服务业格局的这种变化？
金碚：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必然规律，但是服务业和工业不一样，服务业增长提高依靠两个因素，第一是供应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和产品。另外一个是服务业很多领域的价格在上涨，工业的特点是产品价格在下降，所以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由两个因素决定。
实际上还有转移因素，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服务业，比如仓储、物流等等过去都是算工业的，现在从工业中转移出来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服务业是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还是工业，因为工业化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统计上讲是以不变价格来算，用不变价格来计算的话肯定工业的增长是最快的，高于GDP。
高于GDP为什么比重会下降？因为计算比重的时候用现金价格来算而不是用不变价格来算，所以经济增长工业还是首要因素，服务业也会有，但是不会超过工业。
服务业比重不断扩大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一定下降，比如上海和北京，服务业比重提高，但是经济增速下降。服务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行业，金融和房地产。
《21世纪》：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将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什么？
金碚：中国的工业会在工业强国的路上迈上一大步。
什么叫工业强国？两个标准，第一个你的工业能够占据产业制高点，可以预见，到2020年我们会有更多的产业有可能登上产业的制高点，现在很少。
第二个工业强国的特点是，工业能够支持解决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你是靠买别人的东西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自己能够生产出产品。
中国现在的工业还做不到，很多重大经济问题，比如说国土整治，水利及水问题，靠中国自己的技术还做不到。从国家安全角度，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现在再加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我们的海军工业有力量能够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吗？
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我们的企业遍布全世界，我们的工业能够像美国那样保证中国在全球的利益吗？你能够保证你的航道不被别人占吗？现在美国人在中东等地还参与管理，如果美国在2020年前能源能够自给并实现净出口，中东对美国来讲不那么重要了，一旦这些地区发生动乱，中国能做什么？以现在的工业发展水平，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一个工业强国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重要领域占据制高点；第二，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工业有能力支撑保证，这才是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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