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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制度创新在水资源循环利用中的作用

2011-08-01 16:21 分类:行业论文 来源:学习时报

             未来20年是检验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奇迹能否延续,系于我们当前的抉择。虽然坐拥大江大河,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中国是一个缺水国的事实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4。因此,这就需要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制定有效可行的政策,充分发挥各主体的力量,以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特别是它的循环利用。

以价格为基本框架。首先来看价格因素,因为水价与企业成本密切相关,水价的提高会使得企业用户在水资源的使用上更加慎重,要么节约用水,要么提高水资源的再利用率。不过,一味地提高水价并不见得是一个明智的方案,原因如下:第一,水价直接涉及大多数企业用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策本身的制定和执行困难重重;第二,对于那些水资源特别稀缺的国家或地区,高昂的水价可能会意味着潜在的社会不公平;第三,就中国来看,高水价会挫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而这对于我国完成经济目标有不利的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更有弹性的水价机制,既能照顾到企业和公民的切身利益、又能够保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以交易为制度增长点。如果说水价机制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并为整个水循环利用提供了基本框架,那么我们还需要寻找更为具体的制度增长点,使市场主体充分参与到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工程中。而毫无疑问,交易机制是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其中包括水质交易和水需求交易两种方式。这种制度对于中国来说也许还是一个新鲜名词,它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视角、以改善水质或有效利用水资源为目的的制度创新。

首先,水质交易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不同机构和不同地域等所面临的污染治理成本有很大的差异,而水质交易就使得那些污染控制成本高的机构,为了履行其外部责任,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另外一家机构购买等值的污染削减。简单说来,如果甲公司面临的污染控制成本相当之高,而乙公司相对较低,那么在不超过排污许可证限制的情况下,甲公司就可以向乙公司支付费用要求其继续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在甲公司节约污染治理成本的同时,也实现了整体水质的改善。而美国是实施水质交易政策的典型案例,它基于《清洁水法》通过一系列配套性的行政和立法措施来实行这种政策,将污染控制的重点从技术的控制转移到对于整体水质的控制,设定了自主污染控制规则、并大大减少了水质控制的总费用。

其次,与水质交易的原理相同,水需求交易机制使得那些水需求更高的企业可以向用水需求低的企业购买用水指标。例如,澳大利亚的粮食生产基地墨累—达令河盆地在上世纪8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当地农民灌溉用水量被统一削减了10%—20%,但当时正是通过这类交易机制的激励,当地农民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反而更愿意把紧张的用水份额拿出来交易,而不是去急于灌溉庄稼,这样就大大缓解了当地的用水紧张。 

           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在水资源循环利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分工协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格局。

首先,政府是积极的行动者,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是规则制定者,如上述所提到的水价和交易机制都是由政府牵头制定,这为水资源循环利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持。同时,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它能够通过免税或津贴等财政支持鼓励市场主体对水循环利用进行投资,而这些措施的作用已经在各国近几年的新能源发展中得到了验证。

其次,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样有赖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良好的互动合作系。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其“构建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有效激励”白皮书中提到,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供水和污水处理主要还是由公共部门在承担;不过在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新型社区,公共部门的服务是薄弱的,而这就需要灵活的私营水务公司来填补其空白。

作为典型的东亚国家,新加坡政府就成功地担当了水资源循环利用中的领头羊角色。该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水资源循环技术,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若干制度和政策措施来改善水资源管理。一是成立公共事业部,负责水资源的集中管理;二是制定惩罚措施,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三是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并且强化公众对于水资源问题的意识等等。而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有效的政策组合,新加坡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率从1998年的0增长到2010年的30%。

回顾中国,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还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二者不可偏废,因为它们都是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富有想象力和弹性空间的制度设计来激励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从各国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于水资源循环利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制度充分发挥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方面的作用,并采用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各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各级各地政府都有所担当,根据自己辖域内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并调动各方积极性。而只有当各主体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我们才能既保“增长”,又保“环境”,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其中,制度创新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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