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治水亟须新思维
2011-05-23 10:07 分类：国内资讯 来源：南方日报
中国目前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作为水患大省，广东治水的担子更重。
●中央一号文件决定10年投入4万亿元大搞水利建设，我省同期的投入预计也将在3000亿元以上。不尽资金滚滚来，是一大利好。但更大的利好，在于一号文件带来的治水新思维。
●广州治水的成功，“1天1个亿”的巨额投入当然居功至伟。在史诗般的治水过程中，广州人对治水设施的先行作用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包括传统水利设施在内的治水设施，在城市规划阶段就应统筹考虑、超前规划。“不能什么都建好了，再来治水。那代价太大了。”
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生息在一方水旱灾害频发的土地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治水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但今非昔比。新中国成立61年来，华夏大地急剧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成就骄人。但以上下5000年的历史方位和纵横过万里的世界尺度来观照，中国目前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中国治水面临史无前例、世所罕有的严峻挑战。中国治水需要大智慧。
作为水患大省，广东治水的担子更是异常沉重。
2011年汛期前后，带着“广东如何科学治水”这一沉甸甸的课题，南方日报派出4路记者，踏访西江、北江、东江等水系，察看南海之滨的千里海堤，走田头，访专家，寻历史，看现状。经过深入采访，我们为广东地级以上城市基本达到百年一遇防洪标准等成就而欣喜，也为广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欠账”而备感沉重：
全省1300多条中小河流，大部分仍处于不设防的“野生”状态，其因台风洪涝灾害人员伤亡总数已占全省总伤亡人数近八成。
由于基本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不通引发的“肠梗阻”，我省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仅为设计能力的四成。
作为全国陆地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全省4000多公里海堤大多年久失修，单薄堤防难经风浪。
……
巨大的历史“欠账”呼唤巨额的投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10年投入4万亿元大搞水利建设，我省同期的投入预计也将在3000亿元以上。
不尽资金滚滚来，是一大利好。但更大的利好，在于中央一号文件带来的治水新思维。
的确，要攻克前无古人的治水难题，必须要以大智慧走出一条治水新路。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央一号文件将引导广东人闯出一条怎样的治水新路呢?
水利新角色 要当先行官
和交通一样，水利要当好“先行官”。在广东以上亿的常住人口晋身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之际，恶补基本农田水利“短板”，构筑粮食安全堤坝，不是应该尽快“先行”吗
“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 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眼”之一。
从“农业的命脉”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再到“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全党、全社会对水利的认识有了一次又一次飞跃。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用语中，被明确界定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的，历来指的就是交通建设这一块。“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已成了交通的代名词。如今，水利建设也被授予先锋的帅印。“路通财通”，是交通当上“先行官”的通行证。水利挂帅，凭的又是什么?
百业农为首，农业水为先，此其一也。
这是老生常谈，但知易行难。资料显示：近年来，广东每年要消费3400多万吨粮食，约有2000多万吨需要从省外调进。粮食缺口如此之大，常住人口激增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粮食亩产不高：2009年，广东粮食亩产345公斤，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先进省份有一定差距。
水热条件得天独厚的广东，粮食亩产为何不太高?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耕地有效灌溉面积的滑坡。记者踏访粤北山区，那些灌溉万亩以上农田的灌渠由于年久失修而杂草丛生，淤泥满沟，输水能力大大下降的，不在少数。而有关部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全省电动灌溉面积已从1990年的35.2万公顷减少至2009年的24.6万公顷，20年间降低了30%。据2008年测算，我省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0.418，未达到0.485的全国平均水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广东以上亿的常住人口晋身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之际，恶补基本农田水利“短板”，构筑粮食安全堤坝，不是应该尽快“先行”吗?
“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封水利为先锋官的更重要的理由。在南方日报记者为时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无论是在乡村小镇，还是在繁华都市，我们都掂量到了这句话重逾千钧的分量。
位于粤北的始兴县顿岗镇，是傍依着一条叫罗坝河的小河流而建成的省级中心镇。但这条没有任何防护工程的小河却使得顿岗镇“十年九灾”，甚至顿岗中学连围墙都不敢建，因为对岸的村民怕围墙将水拦到对岸，增加他们的损失。“一个城镇的发展不可能在大灾不断的基础上进行”，顿岗镇委书记张卫明满脸无奈。
古今中外，城市因水而成、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小城镇如此，大中城市尤甚。广州是个典型的例子。曾几何时，广州是一座拥有231条大小河涌、历史比威尼斯更古老的“水城”;但在近几十年急剧的工业化过程中，河涌或被污染为臭水沟，或被填埋成路，广州变成了一个“石屎森林”;是2008年底开始的“1天1个亿”的前所未有的治水工程，让广州得以在两年后的亚运开幕式里以一个复活的“岭南水城”形象重放光芒。
在史诗般的治水过程中，广州人对治水设施的先行作用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包括传统水利设施在内的治水设施，在城市规划阶段就应统筹考虑、超前规划。“不能什么都建好了，再来治水。那代价太大了。”
防洪与治涝必须并举。去年“5·7”特大暴雨，使广州1409辆汽车被淹，全市经济损失达5.4亿元。造成这种惨痛损失的，是广州中心城区83%的排水管排水能力仅达一年一遇防洪标准这一令人震惊的水利基础设施现状。
治水必须有新思维，水利必须先行，否则后果将不言而喻。
新世纪警钟 资源成瓶颈
21世纪是水的世纪。如果说“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是土地的话“十二五”期间的最大瓶颈将是水资源。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水利设施取得与交通同等的“先行官”地位的同时，水资源的战略地位也凸显出来。“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央一号文件断言，并要求各地“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将水置于战略资源的高度，其实是全球共识。
“就像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一样，21世纪将是水的世纪，水将成为各国极力争夺的资源。”联合国环境保护署警告说，如果按当前的水资源消耗模式继续下去，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5亿人口缺水。
在全球面临缺水危机之际，中国的压力更大。
虽然我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就是在这样匮乏的资源条件下，中国用水方式却极其粗放，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要以全球1/4的人均水资源，以3倍于世界的GDP水耗，长期保持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速，这潜藏着怎样的一种难以持续发展的资源危机!
让人震惊的是，降水充沛、水网纵横的广东，淡水资源总量虽大，但被1.04亿人口和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巨大分母一除，缺水局面的紧张，并不逊于全国!
省水利厅提供的资料显示，广东年均降雨量虽然达到全国平均值的2.74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比全国低100立方米。
令人揪心的是，在“僧多水少”之时，曾经流淌着“甜蜜乳汁”哺育着广东人的母亲河，还同时经受着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咸潮上溯的侵袭，饮用水供水形势更显严峻!
“如果说‘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是土地的话，‘十二五’期间的最大瓶颈将是水资源”，广东省水利厅厅长黄柏青大声疾呼。这绝非危言耸听。
根据《广东省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2010年第四季度监测评价，广东省水功能区达标率仅为49.3%，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江河湖库，并不适宜直接作为人畜用水的水源。除珠三角外，粤东西北的不少地区，或是资源性缺水，或是水质性缺水，或是资源性与水质性缺水并存，全省缺水局面已经显现。
面对日显短缺的水资源和日趋脆弱的水生态，中国的治水思路迎来变局。中央一号文件未雨绸缪，划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在潜藏的水资源危机日益显现之时，广东开始以战略资源的眼光去看待水资源，并将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水污染治理等更多涉水事务纳入水利工作的视野。从关注“水利水害”到重视“水多水少”、“水清水浑”等问题，广东治水任重而道远。
勿以邻为壑流域共整治
目前潜藏的水危机，表面看是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必须走出“九龙治水”和“以邻为壑”的困局
中国特别是广东目前潜藏的水危机，表面看是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
和全国一样，我省一直以来沿用的是“九龙治水”以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条条块块”分割式的传统水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打断了水系统之间活生生的天然联系，制造了诸多治理难题。
所谓“九龙治水”，是指这样一种分部门割裂管理的体制：水旱灾害由防汛抗旱部门负责，排涝由城建部门负责，环境由环保部门负责，供水由水管部门负责，绿化由园林部门负责，生态是林业等部门负责，市区水系建设与规划由城建部门负责，市区以外的水系由水利部门负责，农业用水由农业部门负责，地下水由地质或地矿部门负责。
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则是指一个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和干支流间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块块切割管理”的体制。在很多跨界的河流，有污水一起排，治污时大家都不管，久而久之，众多跨界河流成了怎么治都治不了的“臭河”。
幸运的是，在打破旧的水管理体制、探索区域水务一体化和流域统一管理新体制等方面，广东人已经开始了科学的探索。
早在1993年，深圳市就以原市水利局和市给排水指挥部为基础组建市水务局，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水务一体化管理的尝试。历经11年的摸索，深圳人陆续将水土保持、供水、排污、排水等职能划进水务局，实现了涉水事务的一体化管理。
广州亚运治水的成功，“1天1个亿”的巨额投入当然居功至伟，但2008年初广州市将所有涉水业务统一由水务局管理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功不可没。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谈及广州治水的经验时感既万千地说：“对原来的那套(九龙治水的)办法进行改革后，以前要5天去做的工作，现在一天就可以搞掂。”
从水利走向水务，穗深两大中心城市为全省打破“条条”上的水务分割管理旧体制开了个好头。全省“九龙治水”的相互掣肘变身为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的众志成城，虽仍有艰难险阻，但方向已明，前景可期。
在打破行政边界的壁垒，通过“流域共治”解决跨界水资源分配和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广东已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2010年，在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的推动下，中山珠海共同治理横跨两市的水源地——— 前山河。通过建立两地治污减排联动机制，前山河水质已从2005年的地表四类至五类水，提升至目前的二类至三类水质。
同一年，《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正式颁布，要求珠三角各地加强上下游协调，落实保护与治理责任，集中力量，综合治理，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
比巨额的治污投入更引人注目的是，《规划》提出了关于流域共治的一系列创新性的机制：“在东江、西江等地联合共建饮用水源保护区，建立异地取水补偿机制，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输出地区的水环境保护”;《规划》还提出：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管理的补偿与赔偿政策。
从以邻为壑到“流域共治”，广东正在探索一条和谐治水新路。
●中央一号文件决定10年投入4万亿元大搞水利建设，我省同期的投入预计也将在3000亿元以上。不尽资金滚滚来，是一大利好。但更大的利好，在于一号文件带来的治水新思维。
●广州治水的成功，“1天1个亿”的巨额投入当然居功至伟。在史诗般的治水过程中，广州人对治水设施的先行作用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包括传统水利设施在内的治水设施，在城市规划阶段就应统筹考虑、超前规划。“不能什么都建好了，再来治水。那代价太大了。”
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生息在一方水旱灾害频发的土地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治水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但今非昔比。新中国成立61年来，华夏大地急剧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成就骄人。但以上下5000年的历史方位和纵横过万里的世界尺度来观照，中国目前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中国治水面临史无前例、世所罕有的严峻挑战。中国治水需要大智慧。
作为水患大省，广东治水的担子更是异常沉重。
2011年汛期前后，带着“广东如何科学治水”这一沉甸甸的课题，南方日报派出4路记者，踏访西江、北江、东江等水系，察看南海之滨的千里海堤，走田头，访专家，寻历史，看现状。经过深入采访，我们为广东地级以上城市基本达到百年一遇防洪标准等成就而欣喜，也为广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欠账”而备感沉重：
全省1300多条中小河流，大部分仍处于不设防的“野生”状态，其因台风洪涝灾害人员伤亡总数已占全省总伤亡人数近八成。
由于基本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不通引发的“肠梗阻”，我省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仅为设计能力的四成。
作为全国陆地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全省4000多公里海堤大多年久失修，单薄堤防难经风浪。
……
巨大的历史“欠账”呼唤巨额的投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10年投入4万亿元大搞水利建设，我省同期的投入预计也将在3000亿元以上。
不尽资金滚滚来，是一大利好。但更大的利好，在于中央一号文件带来的治水新思维。
的确，要攻克前无古人的治水难题，必须要以大智慧走出一条治水新路。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央一号文件将引导广东人闯出一条怎样的治水新路呢?
水利新角色 要当先行官
和交通一样，水利要当好“先行官”。在广东以上亿的常住人口晋身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之际，恶补基本农田水利“短板”，构筑粮食安全堤坝，不是应该尽快“先行”吗
“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 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眼”之一。
从“农业的命脉”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再到“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全党、全社会对水利的认识有了一次又一次飞跃。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用语中，被明确界定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的，历来指的就是交通建设这一块。“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已成了交通的代名词。如今，水利建设也被授予先锋的帅印。“路通财通”，是交通当上“先行官”的通行证。水利挂帅，凭的又是什么?
百业农为首，农业水为先，此其一也。
这是老生常谈，但知易行难。资料显示：近年来，广东每年要消费3400多万吨粮食，约有2000多万吨需要从省外调进。粮食缺口如此之大，常住人口激增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粮食亩产不高：2009年，广东粮食亩产345公斤，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先进省份有一定差距。
水热条件得天独厚的广东，粮食亩产为何不太高?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耕地有效灌溉面积的滑坡。记者踏访粤北山区，那些灌溉万亩以上农田的灌渠由于年久失修而杂草丛生，淤泥满沟，输水能力大大下降的，不在少数。而有关部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全省电动灌溉面积已从1990年的35.2万公顷减少至2009年的24.6万公顷，20年间降低了30%。据2008年测算，我省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0.418，未达到0.485的全国平均水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广东以上亿的常住人口晋身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之际，恶补基本农田水利“短板”，构筑粮食安全堤坝，不是应该尽快“先行”吗?
“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封水利为先锋官的更重要的理由。在南方日报记者为时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无论是在乡村小镇，还是在繁华都市，我们都掂量到了这句话重逾千钧的分量。
位于粤北的始兴县顿岗镇，是傍依着一条叫罗坝河的小河流而建成的省级中心镇。但这条没有任何防护工程的小河却使得顿岗镇“十年九灾”，甚至顿岗中学连围墙都不敢建，因为对岸的村民怕围墙将水拦到对岸，增加他们的损失。“一个城镇的发展不可能在大灾不断的基础上进行”，顿岗镇委书记张卫明满脸无奈。
古今中外，城市因水而成、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小城镇如此，大中城市尤甚。广州是个典型的例子。曾几何时，广州是一座拥有231条大小河涌、历史比威尼斯更古老的“水城”;但在近几十年急剧的工业化过程中，河涌或被污染为臭水沟，或被填埋成路，广州变成了一个“石屎森林”;是2008年底开始的“1天1个亿”的前所未有的治水工程，让广州得以在两年后的亚运开幕式里以一个复活的“岭南水城”形象重放光芒。
在史诗般的治水过程中，广州人对治水设施的先行作用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包括传统水利设施在内的治水设施，在城市规划阶段就应统筹考虑、超前规划。“不能什么都建好了，再来治水。那代价太大了。”
防洪与治涝必须并举。去年“5·7”特大暴雨，使广州1409辆汽车被淹，全市经济损失达5.4亿元。造成这种惨痛损失的，是广州中心城区83%的排水管排水能力仅达一年一遇防洪标准这一令人震惊的水利基础设施现状。
治水必须有新思维，水利必须先行，否则后果将不言而喻。
新世纪警钟 资源成瓶颈
21世纪是水的世纪。如果说“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是土地的话“十二五”期间的最大瓶颈将是水资源。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水利设施取得与交通同等的“先行官”地位的同时，水资源的战略地位也凸显出来。“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央一号文件断言，并要求各地“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将水置于战略资源的高度，其实是全球共识。
“就像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一样，21世纪将是水的世纪，水将成为各国极力争夺的资源。”联合国环境保护署警告说，如果按当前的水资源消耗模式继续下去，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5亿人口缺水。
在全球面临缺水危机之际，中国的压力更大。
虽然我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就是在这样匮乏的资源条件下，中国用水方式却极其粗放，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要以全球1/4的人均水资源，以3倍于世界的GDP水耗，长期保持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速，这潜藏着怎样的一种难以持续发展的资源危机!
让人震惊的是，降水充沛、水网纵横的广东，淡水资源总量虽大，但被1.04亿人口和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巨大分母一除，缺水局面的紧张，并不逊于全国!
省水利厅提供的资料显示，广东年均降雨量虽然达到全国平均值的2.74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比全国低100立方米。
令人揪心的是，在“僧多水少”之时，曾经流淌着“甜蜜乳汁”哺育着广东人的母亲河，还同时经受着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咸潮上溯的侵袭，饮用水供水形势更显严峻!
“如果说‘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是土地的话，‘十二五’期间的最大瓶颈将是水资源”，广东省水利厅厅长黄柏青大声疾呼。这绝非危言耸听。
根据《广东省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2010年第四季度监测评价，广东省水功能区达标率仅为49.3%，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江河湖库，并不适宜直接作为人畜用水的水源。除珠三角外，粤东西北的不少地区，或是资源性缺水，或是水质性缺水，或是资源性与水质性缺水并存，全省缺水局面已经显现。
面对日显短缺的水资源和日趋脆弱的水生态，中国的治水思路迎来变局。中央一号文件未雨绸缪，划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在潜藏的水资源危机日益显现之时，广东开始以战略资源的眼光去看待水资源，并将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水污染治理等更多涉水事务纳入水利工作的视野。从关注“水利水害”到重视“水多水少”、“水清水浑”等问题，广东治水任重而道远。
勿以邻为壑流域共整治
目前潜藏的水危机，表面看是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必须走出“九龙治水”和“以邻为壑”的困局
中国特别是广东目前潜藏的水危机，表面看是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
和全国一样，我省一直以来沿用的是“九龙治水”以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条条块块”分割式的传统水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打断了水系统之间活生生的天然联系，制造了诸多治理难题。
所谓“九龙治水”，是指这样一种分部门割裂管理的体制：水旱灾害由防汛抗旱部门负责，排涝由城建部门负责，环境由环保部门负责，供水由水管部门负责，绿化由园林部门负责，生态是林业等部门负责，市区水系建设与规划由城建部门负责，市区以外的水系由水利部门负责，农业用水由农业部门负责，地下水由地质或地矿部门负责。
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则是指一个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和干支流间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块块切割管理”的体制。在很多跨界的河流，有污水一起排，治污时大家都不管，久而久之，众多跨界河流成了怎么治都治不了的“臭河”。
幸运的是，在打破旧的水管理体制、探索区域水务一体化和流域统一管理新体制等方面，广东人已经开始了科学的探索。
早在1993年，深圳市就以原市水利局和市给排水指挥部为基础组建市水务局，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水务一体化管理的尝试。历经11年的摸索，深圳人陆续将水土保持、供水、排污、排水等职能划进水务局，实现了涉水事务的一体化管理。
广州亚运治水的成功，“1天1个亿”的巨额投入当然居功至伟，但2008年初广州市将所有涉水业务统一由水务局管理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功不可没。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谈及广州治水的经验时感既万千地说：“对原来的那套(九龙治水的)办法进行改革后，以前要5天去做的工作，现在一天就可以搞掂。”
从水利走向水务，穗深两大中心城市为全省打破“条条”上的水务分割管理旧体制开了个好头。全省“九龙治水”的相互掣肘变身为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的众志成城，虽仍有艰难险阻，但方向已明，前景可期。
在打破行政边界的壁垒，通过“流域共治”解决跨界水资源分配和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广东已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2010年，在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的推动下，中山珠海共同治理横跨两市的水源地——— 前山河。通过建立两地治污减排联动机制，前山河水质已从2005年的地表四类至五类水，提升至目前的二类至三类水质。
同一年，《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正式颁布，要求珠三角各地加强上下游协调，落实保护与治理责任，集中力量，综合治理，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
比巨额的治污投入更引人注目的是，《规划》提出了关于流域共治的一系列创新性的机制：“在东江、西江等地联合共建饮用水源保护区，建立异地取水补偿机制，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输出地区的水环境保护”;《规划》还提出：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管理的补偿与赔偿政策。
从以邻为壑到“流域共治”，广东正在探索一条和谐治水新路。
海曙63条河流 每条都有水质监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