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企业排污监管越严效果越差？

在经济学中，监督和管制常被混淆使用，所以有了一个混合词汇：监管。监管意味着既有监督，又有管制。只不过在实施监管时，监管者常忘记了核心所在，把监管等同于管制，结果监管得越严格，效果反而越差。

记得年少时干农活挺麻利，稻田里有了虫子，扛起喷雾器就走，打上一遍，自以为把虫子都消灭了，没曾想第二天虫子照样悠闲地在田里漫步。是用药不对?显然不是。品种、用量和用法完全正确。是不够认真?也不是。晚上老爹回家一教训，才知道问题所在。原来是犯了协调失灵的错误。就一个打农药的简单活儿，也有协调问题!一些虫子是会飞的，你在自家田里打农药，虫子飞到了别家田里;等别家田里打农药，虫子又飞回你家田里。虫子一直在不同的田块里流动，农药对虫子的实际打击力度很小。因此，给定虫子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前提下，只有连成片的农田同时打农药，才会提高杀虫效果。

生活处处有学问。打农药，也离不开协调。假如各家自行其是，只落得事倍功半的结局。当然，还有个法子看似有道理。那就是不允许虫子飞，或不允许会飞的虫子来到自家田里。这一方案似曾相识，没错，我们平时经常看到。这是标准的管制模式。管制，就是规定行事规矩。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能做到哪些程度?不能做到哪些程度?得一字一句规定下来，形成制度规范，让人们去遵守。假如人们不遵守，违背了这些制度规范，就要被惩罚。在最严格的管制年代，看什么书，听什么歌，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按规定来，否则就要犯错误。所以管制越多，人的行为空间就越少。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必然的结局：管制得越多，违规地也越多。

管制多少是一个方面，能不能管制到则是另一个方面。虫子不懂人话，自然没法和人交流。我们希望虫子不要飞，虫子当然不会明白，也就不会听话。虫子照样在飞，看着哪块田里有食物，就会飞去那里。从这个角度讲，虫子就像一个理性经济人那样行事，只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既然知道虫子不会听命令，那针对虫子的管制方案自然也就失灵。管制制度制定得再完备，假如文不对题，就是一叠废纸，不仅没用，反而有害。就打农药这件事来说，与其费时费力去管制虫子，还不如各家各户强化协调，通过获取虫子的分布信息，获取其行为规律，采取统一的灭虫行动，反而效果更好。这种做法可以称其为监督。

在经济学中，监督和管制经常被混淆使用，所以才有了一个混合词汇：监管。监管意味着既有监督，又有管制。只不过在实施监管时，监管者经常忘记了核心所在。常见的监督误区是，把监管等同于管制，结果监管得越严格，效果反而越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厂排污。很多企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向江河湖海排放污水，无需承担成本。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作负外部性，意思是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自己不用承担成本。负外部性的出现损害了社会福利，需要政府监管。于是主管部门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政策，规定工厂不允许排污。但这种管制产生了效果吗?看实情，似乎效果不明显。工厂依旧在排污，而主管部门似乎也力不从心。问题出在哪?管制需要确定具体的合规和违规边界，对合规和违规行为的具体判定，这就需要管制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判定污染行为及其后果，然后再惩罚。在这个过程中，管制部门和排污工厂之间有可能合谋，从而让管制形同虚设。

一个管制者的出现必须有对管制者的管制，才能保持管制的制衡。那么，谁来管制管制者?谁来管制那些管制管制者的管制者?如此循环，听起来非常拗口，然而，管制原本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一个环节掉链子，所有环节都会掉链子。管制链条依赖每个环节有效率的实施，这是所有管制困境的根源。我们看到各种领域的管制失灵，人们总是抱怨和指责管制和管制者，殊不知管制链条本身的设计就决定了管制困境必然出现。管制链条设计的核心理念是被管制者必须遵从管制者设定的行为模板，殊不知这个行为模板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被管制者的行为规范是管制者自认为应该遵从的规范，却未必符合这个行业的实际。就排污来说，哪些能排放?排放不能超过多少?所有这些具体标准只是管制者认为的合理标准，未必是有利于生态的合理标准。污染的后果可能需要长期才能体现，那些管制者认为无需管制或可从宽处理的做法，可能从长期来看非常有害。

几十年以后世界和我们有关系吗?假如我们活得长点，就会有直接的关系;假如我们没活那么长，也依旧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涉及子孙后代。对管制者来说，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陷入了两难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他的设想是，排污企业和潜在的受污染居民自行谈判。但科斯自己也说，谈判成本可能会很高，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或者说在有谈判成本的前提下，只有给定受污染企业有不受污染的权力，才能有效解决污染谈判问题。在我看来，科斯的想法，至少比以管制为中心的做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