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水安全亟待解决

当前水污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上我们可以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思路来解决。

我国平均每天要发生近5起水污染事件，全年共计1700起以上。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的压力和风险。维护中国的水安全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力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记者专访时称，中国当前对水污染治理认识不够、急功近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现行政策重末端治理，而轻源头减排；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对超标排放监管不严、处罚力度不够，是导致当前污染局面的重要因素。

CEI：作为长期从事流域水循环及生态环境效应方面基础研究的尖端科技人才，2009年你提出，我国水环境恶化趋势还在加剧。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想弄明白中国水污染的现状究竟怎样？

王浩：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水污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平原的三江流域、华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华北地区的海河流域和华中地区的淮河流域，河流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仍然比较高，江河湖泊整体污染还比较严重。

近年来，我国污水排放总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污染物排放量呈现了下降趋势。总体上，尽管污水收集率、达标排放率不断提高，水污染负荷仍大大超过水环境容量。

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和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分别为659.2亿吨和684.6亿吨。其中，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423.7万吨，比上年下降3.05%；氨氮排放总量253.6万吨，比上年下降2.62%。

2012年，新增城镇（含建制镇、工业园区）污水日处理能力1294万吨、城镇污水再生水日利用能力301万吨；315个造纸、印染企业新建化学氧化深度处理工艺和回用工程；分别淘汰造纸、印染落后产能735万吨、30亿米。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其中，长江流域水质良好，黄河流域轻度污染。

2012年，62个国控重点湖泊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湖泊比例分别为61.3%、27.4%和11.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除密云水库和班公错外，其他60个湖泊（水库）开展了营养状态监测。其中，4个为中度富营养状态，占6.7%；11个为轻度富营养状态，占18.3%；37个为中营养状态，占61.7%；8个为贫营养状态，占13.3%。

CEI：造成现在水污染现状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是政策、标准缺失还是环保水利部门监督检查不够？

王浩：我国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系统活动双重影响，但根本原因是人为造成的，换句话说也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和发展模式造成的。

尤其是在自然水体水环境恶化和突发水污染事件中，社会水循环的取水环节削弱环境自净能力，排水环节增加自然水体中污染物浓度，人类活动的“一升一降”作用加速水资源演变，造成水环境恶化。同时，自然气候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环境问题的恶化，增加了水污染防治的难度。比如我国华北地区降雨量和径流量大幅度减少，造成水体自净能力下降。

总体上，近年来水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政策、标准不断增加，同时相关部门也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但是，认识不够、急功近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主管部门间不协调、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和监管机制、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协调治理等问题；现行政策重末端治理，而轻源头减排；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或与污染企业的经济关联，结果对超标排放监管不严、处罚力度不够，远远低于达标排放的成本，以上问题使水污染现状不容乐观。

同时，现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依据欧美上世纪的标准，以浓度控制为主，导致在排污密集区域即使达标排放，仍然加重了水污染；另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流域治理、企业参与机制和体制不完善、民众缺乏、资金投入不足以及技术支撑体系薄弱等问题，使水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CEI：污染需要治理，我们国家在治理水污染方面存在哪些难题？关键在设备技术还是人才、制度？

王浩：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4.1%，工业用水的重复使用率也达到83%。但是，已经退化的城市水体能否自净达标排放的污染物还有待探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的处理处置率低和农业面源污染等现状在短时间难以根本改观，需要政策和资金倾斜、适用技术设备研发、技术人才培养和加大监督管理等措施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改善农村水环境问题和区/流域水污染问题。

针对我国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环境体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违法排污的执法力度，提高人民知情权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还水净于民。总之，我国治理水污染难点首先在于科学认识城市和农村水污染问题，城市治理水污染应该加强基于城市水循环规律的水体退化、纳污能力和恢复规律研究，农村治理水污染主要为污染物源头控制；其次，需要加强环境法规建设、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以及加强排污许可制度和环评制度建设，规避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CEI：在治理污染的技术装备方面，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哪些不足？应该如何赶上？

王浩：国产水处理设备的生产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时产品的标准化、成套化、系列化水平都很低，定型产品较少。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水处理专用设备和与之配套的通用设备的生产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这一成绩的背后，却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期兴建的大批水处理厂中的70％用的是进口设备，鲜有国产设备。这不但浪费了我国大量资金，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污水处理设备的国产化发展。

目前，我国污水处理水平与国际先进设备相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从现有技术设备来看，单机产品多、系列化程度低、成套装置少，难降解、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设备和高新生物技术处理设备匮乏，自动化信息采集、分析、预报一体化设备少，流域突发污染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薄弱。

从技术发展历程来看，治污技术设备以引进国外成熟工艺为主，原始创新、自主化率不高，科技水平和运行管理先进程度低，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差；从技术研发层面看，企业仍未发展成产学研体系中主阵地，技术研发周期长，产学研相脱离，成果转化率低。

国产化设备要缩小差距甚至赶超国外先进设备，需要积极学习、钻研，要脚踏实地地进行国产化进程。要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规范要求，逐步完善我国污水设备的监造要求，严格行业标准。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实现行业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引进技术，加快发展。加大对设备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并提高售后服务意识。加强行业国际国内的交流与沟通。调整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推动发展国产设备。减轻我国污水处理设备研发与生产单位的税赋，必要时给予技术与经济支持。

CEI：要解决好我们当前的水污染问题，化解水危机，需要怎么做？

王浩：要解决好我们当前的水污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上我们可以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从集水流域的角度入手防治流域水污染。现代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需要以流域角度的视野，从陆域入手，与流域水体结合，运用水动力水质模型辅助手段，形成流域水环境综合防治模式。这种模式以流域水循环为基础，综合考虑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等。

构建流域水系统模拟平台，实现全过程管理。借助现代GIS、遥感等空间分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构建数字化流域管理平台，结合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建立高效的流域水资源与环境管理模式。

加快流域水污染监测的现代化进程。通过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可以实现水质的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测，及时预警预报重大水质污染事故，监督总量控制制度落实情况、排放达标情况等目的。

进行全方位动态水污染综合调控。从流域水质水量耦合的角度，进行多要素、多环节的综合调控，实现流域自然与人工“二元”系统的和谐统一。落实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湖排污总量。落实资金、行政、法律保障。

CEI：你之前多次提及中国现行有关水污染的标准是欧美上世纪70年代的排放标准，忽视了中国基本国情，缺乏科学性。该标准多年未修订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提升？

王浩：中国现行有关水污染的标准制定参照了欧美上世纪的排放标准，以排放浓度控制为主，难以适应总量控制的要求。如果按照排放标准进行浓度控制，而不考虑水环境承载力，即水体纳污能力，即使达标排放，也会使水污染加重。

长期以来对水污染末端治理重视，而不注意源头减排，使得该标准多年未修订。应当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要求，根据水体功能的水质要求及其自净能力，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总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应削减措施，才能解决部分水污染问题。